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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口述往事

朱正:《李锐口述往事》序 李锐先生是我的老师。1949年8月长沙解放,9月我考进了新湖南报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那时李锐是报社的社长,他来给我们学员讲过课。这样我就成了他的及门弟子了。新干班结业,我到报社工作了。只是一个新参加工作的一般干部,不会有很多和他接近的机会。不过他的风度和才气留给我的印象是深的。当年我叫他李社长,后来他和我都不在报社了,我就叫他老社长了。 1950年他调离报社,先是到省委宣传部,不久又调到到中央燃料工业部主管水电站的建设。从此几乎有整整三十年没有再见到他了。在这三十年里,他有八年是关在秦城监狱;我有二十二年是当右派分子,劳教五年,劳改三年,反正都是九死一生。并不是只他和我两个人遭到了灾祸,是我们这个民族遭到了灾祸。我有机会再见到他,是这一页历史刚刚翻过去的时候。1979年,一次他路过长沙,和一些原来报社劫后余生的旧部见面,他给我们谈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以及对这些事的思考。到今天又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他说的一些话我仍旧记得很清楚。他说:“同志们啊,说得难听一点,这些年,我们是被农民专政了。”谈到毛泽东,他说了“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八个字的评语。我觉得他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我去参加《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我就到了北京。闲空时间,我常常去看望老社长。他知道我一个人住在出版社的招待所,到了节假日,就常常打电话叫我到他家去吃饭,“改善生活”。后来我借调的任务完成,回到长沙,以后有什么事到北京去,好几回都是借住在他家,交往也就深了。和他平常的交谈中,使我受益不少。我的一些肆无忌惮的谈吐,他也能听得下去。我想,这是因为对于一些人和一些事,他和我的看法是相同或者相近吧。 我以编辑为业。老社长很看重这一点。他的大著《庐山会议实录》初次出版的时候,他向出版社提出,要我担任责任编辑。他主管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编辑工作,也要我去参加过一回讨论,我问:要我去干什么?他说:你编辑的知识和经验有用。这样我就到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去住了几天,看了一部分书稿,提了几点建议。 反右派斗争是我一个长期思考的题目。后来下决心把它写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我拿了一部分书稿向老社长请教。他看了。对于一些他以为不恰当的说法提出了修改意见。书稿写成之后,几年都找不到出版的地方。最后是他推荐给河南人民出版社,才得以出版的。出书之后,民营的席殊书屋评当年好书,把这本书评为非文学类的十本好书之一。老社长去参加了他们宣布评定结果的会,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我同老社长越接近,也就越了解他,对他的道德文章就越敬佩。一年他寿诞,我跟几个朋友给他送了一副寿联,我是这样写的: 立德。立功、立言,备矣三不朽; 不淫、不移、不屈,大哉一丈夫。 这就是我对老社长的看法。我以为这副寿联是只能送给他的。够得上古人提出的这两项标准的人,是并没有很多的。 像他这样一位人物,生平经历如此丰富,起伏如此之大,波澜如此之多,又曾经处于历史漩涡的中心,可说是传记文学极好的典型。他这几十年的遭际反映了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这一段,而他的立身行事又足为后世楷模。这是能够写成一部有声有色的传记的。最早是光明日报记者宋晓梦女士写了一本,香港版书名是《党内有个李锐》,内地版的书名是《李锐其人》,她在写作过程中跑了许多地方,找了好些人,调查访问,收集材料,我也是她询问过的一人。她这本书出版之后,很得到一些好评。 也有好几位朋友知道我和老社长有多年的接近,相知较深,希望我为老社长写一部传记。这当然是个很好的想法。我想,这就和我写作鲁迅的传记、浦熙修的传记不同,不是仅仅凭借文献资料,而是对传主有直接的了解,自然也很乐意承担这项工作。只是手边七七八八的琐碎事情总是打发不完,这一件想到要做的事情也就一直没有动手。 现在丁东先生和南央师妹合作费时数年的《李锐口述往事》完成了,我很觉得高兴。这真是一本极好的传记文学作品。它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细节,使人们对当年的历史能够有一个更具体的了解。我以为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就是,传主在自述往事的时候,常常谈到他的思考,不仅仅是就事论事,也思考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国怎样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的、法治的现代国家的思考。这些都给读者很大的启发。下面摘录两段做例。传主在谈到他多年来一直关注的三峡工程问题的时候,说了这样一些话: 全世界十个最危险的大坝,三峡是第一名。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都知道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为什么现在能通过,能开工呢?我的看法是:从根本上来讲,,是国家制度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还是人治,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体制。因为邓小平赞成,王震这样的人帮腔,所以三峡一定要上马,其他的人说什么也没有用。(第293页) 谈到政治体制的改革,老社长说出了他的一个根本性的思考: 中国的根本问题,还是要解决党的问题。党政要绝对分开。国家政权是国家政权,政党是政党。现在党的官员的权力高于一切,高于政府,高于法律,政府与法律都是附属于党。这个问题不解决,市场经济是搞不好的。现在搞出的是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更明显了。(第340页) 就从这两个小例,读者也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内容的精彩了。太史公说:他的《史记》是一部“述往事,思来者。”的书。我看这一本《李锐口述往事》,不仅仅是在述往事,也是在思来者。他在请比他年轻的读者和他一同来思考这许多问题。南央师妹嘱我作序,就给了我通读全搞的机会。我读了。当然乐于写此短序向读者推荐这一本好书。我相信别的读者也会和我一样,感谢她和丁东先生所做的这一件工作。 2013年3月8日朱正于长沙

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全集

美国的面积和中国差不多。和大多数留学生及新移民一样,当我们一脚踏上这块广袤的陌生土地时,最初落脚点的选择是十分偶然的。我们落在了一个普通的地方,居住的环境平常而宁静。周围的美国人老老少少都在辛勤劳作,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要想谋出一番好的光景,对他们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还来不及作任何思索,新移民所面临的生活压力就立即把我们投入了同样的辛勤劳作之中。这样,我们和周围的普通美国人之间,自然就有了共同谋生而产生的共同语言,也有了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喜怒哀乐。不少美国人还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无形中发现,美国已经渐渐地从一堆抽象的概念中走出来,变成了脚下实实在在的土地,变成了一片片森林牧场,变成了一个一个美国人。  我们也有过被称之为“边缘人”的苦闷。我们显然不可能在进入这一块国土的同时,就在一瞬间也进入它的文化,而原来的文化背景又由于天长地远而渐显陌生。在实际生活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会经常骤然直率地在我们面前相遇碰撞,一开始真有无所适从亦无可躲避的窘迫。然而,时间长了,我们开始对“边缘人”的处境逐渐坦然,甚至悟出了些什么。冷静下来,我们发现自己第一次能够这样坐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同时和两个文化保持一个不远也不近的距离,它们不仅开始有可能化为一片风景,而且第一次向我们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意义......

哈维尔文集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出生于1936年10月5日—),捷克的剧作家与异议人士,于1993年到2002年间担任捷克共和国的总统。 哈维尔出生于布拉格,由于父亲是土木工程师,哈维尔在1951年完成义务教育后便因“阶级出身”及“政治背景”的理由,而无法进入高等教育学校;于是哈维尔便一边担任学徒与实验员,一边就读于夜间文化学校,才在1955年通过政治考核。之后哈维尔申请就读人文学科,但屡次被拒绝,最后就读于捷克工业高等学校经济科。而哈维尔就读戏剧学校的申请也不断被拒绝,一直到1967年才完成戏剧学校的校外课程。 哈维尔自1955年便开始写作有关文学与剧作的文章,1959年开始在布拉格的ABC剧团做后台工作,1960年开始写作剧作。1963年,哈维尔第一个剧作《游园会》在纳扎布兰德剧院首演,而哈维尔也屡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有关政府所控制的作家协会与言论管制。1967年哈维尔与伊万·克里玛、巴韦尔·科胡特和鲁德维克·瓦楚里克被从作家协会的候补中央委员中除名,之后哈维尔等五十八人筹组独立作家团,哈维尔出任独立作家团主席。 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哈维尔不但发表文章要求两党制的政治,更要求筹组社会民主党;在1967年8月21日苏联派兵占领布拉格时,哈维尔加入自由捷克电台,每天都对现状作出评论。布拉格之春后,哈维尔不但受到捷克官方的公开批判,作品也从图书馆消失,家中也被安装窃听器,并且被送往酿酒厂工作。但是哈维尔仍然持续写作并公开要求特赦政治犯,并且与其他作家与异议人士发表七七宪章,要求捷克政府遵守赫尔辛基宣言的人权条款。1977年哈维尔被传讯,同年10月以“危害共和国利益”为名判处十四个月有期徒刑;1979年哈维尔更被以“颠覆共和国”名义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引发国际社会的注意,欧洲议会更要求捷克政府释放包括哈维尔在内的政治犯。 1983年哈维尔因肺病出狱,其他的刑期被以“纪念解放四十周年”为由被政府赦免。哈维尔出狱后继续担任七七宪章的发言人,并且不断发表剧作与批判文章,而多次被警方拘留;1988年8月哈维尔发表《公民自由权运动宣言》,在1989年捷克民主化后,于1990年出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总统。1992年由于斯洛伐克独立,哈维尔辞去联邦总统一职;1993年哈维尔出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并且于1998年连任。 哈维尔代表性的著作包括《乞丐的歌舞剧》、《无权力者的权力》、《给奥尔嘉的信》、《哈维尔自传》、《反符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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